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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光复军推行的“纳税新制，完粮纳税”，以及这套制度对乡村基层权力结构的潜移默化的重塑。

    让他的内心，震动不已。

    作为深谙传统王朝治理之道的官员，沈葆桢太清楚“皇权不下县”之说在清代早已名存实亡。

    摊丁入亩之后，人口激增，基层行政事务繁杂，胥吏队伍恶性膨胀。

    州县官员往往依赖乡绅、胥吏乃至宗族势力来管理乡村、征收赋税，由此滋生了无尽的盘剥与腐败。

    胥吏借机敲诈，富户成为重点勒索对象，税收实际负担数倍于法定额度，中小地主破产、自耕农逃亡之事屡见不鲜，这正是太平天国运动能一呼百应的深层土壤。

    他不由得想起曾国藩、骆秉章、左宗棠等在湖南的实践。

    为支撑湘军的饷银，他们开创性地利用“士绅”力量，设立“公局”，征收“厘金”，整顿赋税。

    绕过腐败的胥吏系统，甚至架空部分地方官员，形成了所谓的“公局政治”，士绅权力空前扩张。

    这才使得湖南财力暴增，支撑起数万湘军的作战。

    这已是清廷体制内一种无奈的、借助地方精英的治理创新。

    然而，光复军治下的建宁府，做法却更为彻底，也更为……“怪异”。

    沈葆桢看到，各村镇设有“乡公所”，但主事者并非传统乡绅，而多是军属或有威望的本地良民，由光复军后勤部门直管。

    还有穿着统一制服，戴着袖章的的“宣传队”在田间地头，用最质朴的福建方言，向围拢的农民一遍遍讲解新的税收政策：

    “田多的多交，田少的少交，没田的不交”、“粮食直接送到乡公所，按官斗过秤，当场给收据，绝无苛扣”。

    这些军属，因其家人在前线，与光复军利益深度绑定，且在新政下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，故而执行力与忠诚度极高。

    他们组织人手，丈量田亩，建立鱼鳞图册，一切都力求公开透明。

    更令他惊讶的是，没有随意摊派的徭役，但到了农闲，乡公所会组织民众兴修水利、挖塘筑坝，言明是为本乡本土谋福利，故而民众积极性颇高。

    整个过程，没有胥吏的敲骨吸髓，没有乡绅的层层转嫁，也没有强迫的徭役摊派。

    有的，是清晰简单的规则，是相对公平的负担，是看得见的公共服务。

    沈葆桢站在一处正在加固的河堤上，看着下面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，心中波澜起伏。

    他意识到，光复军正在用一种近乎“釜底抽薪”的方式，瓦解着延续千年的乡村权力结构。

    他们不是依靠某个阶层的精英，而是试图建立一套直接与底层民众对接的、去中介化的治理体系。

    税赋公平了，中间盘剥消失了，农民负担减轻，自然拥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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